变态杀人狂普遍具有以下特质：过度膨胀的自我价值感、非凡的说服力、外貌迷人、冷酷无情、从不自责、善于操纵他人等。这些特质也往往是一些杰出政客和领导所共有的。拥有此类特质的人，行事时往往为所欲为，完全不顾及行为可能带来的社会、道德及法律后果。

如果你刚好生在幸运的星座，拥有如月亮掌控潮汐起落一样的能力，可以操控他人意志，你或许会下令屠杀100 000库尔德人（西亚的一个种族），实行种族灭绝。而当你从容迈向绞刑架时，那些最猛烈抨击你的人也会心生一种莫名的、有悖常理的敬畏。

“别害怕，医生，”萨达姆·候赛因被处死前在绞刑架上说，“我们是男人。”

如果你狂暴而狡诈，一如现实版“食人者汉尼拔”罗伯特·莫兹利（Robert Maudsley，英国人，据称此人因杀人罪服刑，狱中又连杀三人，并食人脑浆），你可能会引诱一位朋友进入你的房间，敲碎他的头骨，然后用勺子舀出他的脑浆来尝，淡定从容犹如你在品尝一个煮得很嫩的鸡蛋（顺便说下，过去30年来莫兹利一直被单独监禁在英国韦克菲尔德监狱地下室的一个防弹囚笼内）。

或者，你是一位出色的神经外科医师，能在巨大压力下保持冷静专注，那么恭喜了，你和下面这位杰拉蒂大夫（Dr. Geraghty）一样，可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展示才华。站在21世纪的医学前沿，就像身处暴风眼一样，压力巨大、险象环生，能保持镇定太难了。“我对于接受手术的患者生不出任何感情，”杰拉蒂对我说，“于我而言，感情是一种享受不起的奢侈。一上手术台我就变了个人，成了一部冷漠无情的机器，同手术刀、钻头、锯片等完全融为一体。当你手中的手术刀，游走于脑组织和纤细的神经间时，感情用事只会帮倒忙。感情好比是熵，对于事业来说绝对有害。多年来我已经把它彻底驱逐掉了。

杰拉蒂是英国最杰出的神经外科医师之一。虽然他的话让我们感到脊背冰凉，但从另一个层次上来说又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与这些杰出人士极为相近的精神变态者，常常被看作是孤僻残忍的食人恶魔，喜欢独处，外表迷人，极度危险。一听到精神变态这个词，我们的脑海中就会立刻浮现出连环杀手、强奸犯以及潜伏的疯狂恐怖分子的形象。

换一个思路吧。如果我告诉你，烧掉你家房子的那个纵火犯，在另一个场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英雄，奋勇冲进熊熊燃烧、即将倒塌的房屋中，搜寻并救出你的亲人，你会怎么想？而那个怀里揣着刀子，躲在电影院后排阴暗角落里窥伺机会的小混混，在若干年后是不是也可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合摆弄另一把完全不同的刀呢？

人们很难接受这类说法，但事情的确如此。精神变态者具有无畏、自信、魅力超凡、冷酷、专注等特质。与普通大众的看法相反，精神变态者并不一定有暴力倾向。精神变态可不是一眼就能辨出——一个人要么有精神病，要么是正常人——实际情况没有那么简单，而是像地铁地图上的收费区段那样，存在着内区、外区等不同情况。精神变态的程度，可以用一个连续的“精神病变谱”来表示，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对应于谱上某一点，只有极少数人物属于这个特殊人群中。

我们可以把精神变态的各种特性想象成混音台上的旋钮。如果你把所有旋钮都开到最大，那么所得到的声音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但如果各声道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某些成分（如无畏、专注、冷酷、坚忍不拔等）调得比其他成分高一些，那么就极有可能打造出一位能力超群的外科医生。

当然，外科手术仅仅是精神变态的“天才”们展示优势的舞台之一，还会有其他一些场合。2009年，我决定搞一些研究，以弄清楚如果精神变态者真的更善于“瞧出破绽”（就像此前某些研究已经揭示的那样），会有什么用处。肯定可以找到某种方式证明，精神变态者不是只会作恶，也可以造福社会。可是如何开展研究呢？

有一次，我在机场见一位朋友时，突然一下来了灵感。我觉得人们过海关时总是有点疑神疑鬼，紧张不安，即使完全心中无鬼时也是如此。但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真的瞒报了什么东西时会有什么感觉？而如果某位海关安全官员特别精明，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的紧张情绪又会怎样呢？

为了弄清真相，我决定做一个实验。共有30位在校大学生参加了实验，其中一半人自陈精神变态指数较高，另一半人则较低。此外，我还找了5个人来做“搭档”。大学生要做的事非常简单，只须坐在教室里，看着这些搭档从一扇门进来，走过一段抬高的平台后从另一扇门出去时的动作。不过，他们还有一项任务——必须看出这5个人中哪一位“心中有鬼”——身上藏有一块红色手帕。

为了让这一过程更刺激，也为了让观察者有玩下去的兴致，我们发给身上藏有手帕的“嫌疑犯”100英镑。观察者通过投票得出结果，票数最多者即为他们认为的“嫌疑犯”。如果真正的“嫌疑犯”被认出，他就要退还那100英镑；如果观察者猜错了人，让嫌疑犯蒙混过关，那后者就该得到奖励了，100英镑归他所有。

哪些学生会成为更出色的“海关检查员”？精神变态者的“掠食本能”能起作用吗？他们对破绽的嗅觉是否会失灵呢？

自陈精神变态指数较高的学生中，70%以上正确认出了那个身上藏有手帕的家伙，而在自陈精神变态指数较低的学生中，这一比例仅为30%。善于看出弱点可能是连环杀手的必备特质之一，不过它在机场海关同样会找到用武之地。

道德两难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约舒亚·格林纳（Joshua Greene）曾观察过精神变态者是如何解决道德两难挑战的。我在2001年写的一本书《瞬时反应》（Split-Second Persuasion）中曾提到过格林纳无意发现的一些有趣结果。比如说，同情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具有双重特质，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为理性版，一为感性版。

已故哲学家菲利帕·弗特（Philippa Foot）最先提出了下面这个道德难题（案例一）：

一辆火车沿着轨道飞驰。在它将要经过的路线上，有5个人被困在轨道上无法逃脱。幸好你可以扳动铁轨，让火车驶入另一条支线，从而避开这5个人。然而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是：另一个人被困在这条支线上，他将死于非命。那么你该不该扳动道岔呢？

在这样一种场合，大多数人不费什么事就能决定该怎么做。虽然扳动铁轨带来的结果算不上好，但这个实用主义的选择牺牲了一个人却保全了5个人，也算是下签中的上上签了，对不对？

现在来看看下面这个稍加改头换面的道德两难问题（案例二），它是哲学家朱迪斯·贾维斯·汤姆逊（Judith Jarvis Thomson）提出的：

同样是一辆失控的火车沿轨道飞驰而来，同样是5个人困在铁路上命悬一线。但这次，你处在轨道上方的人行天桥上，身前有一位体形魁伟的陌生人。挽救那5个人的唯一办法是把陌生人推下去。他掉下去后必死无疑，但他庞大的身躯可以挡住火车，从而让那5个人逃过一劫。你应该推他下去吗？

现在你或许会说，我们碰到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了。虽然这个例子中的生死账算起来与案例一完全相同（都是牺牲1条命挽救5条命），但这次抉择我们更谨慎紧张。原因何在？

格林纳认为他已经找到了答案。答案与大脑中的不同区域有关。

他认为，案例一属于所谓“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涉及的是大脑、前额叶及后顶叶皮质（特别是前侧扣带回皮质、颞极和颞上沟）中那些主要与冷静客观体验有关的部位，也就是与推理和理性思维有关的部位。

而案例二则属于所谓“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猛烈冲击大脑的情感中心大门——杏仁核，在这个部位掀起轩然大波。

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精神变态者遇到案例一的道德两难问题时，都相当干脆利落。然而，重点在于，对待案例二的问题，精神变态者与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他们没有丝毫犹豫，会泰然自若地把那个胖子扔下桥去，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令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这一行为上的差异也在大脑中相当清晰地反映出来。当面临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时，精神变态者与正常人的神经元激活模式基本上是吻合的，然而，一旦涉及个人感情的两难困境，二者的反应就大相径庭了。

想象一下，我把你推入核磁共振成像仪，然后向你提这两个道德难题。当你在感情与理智间挣扎的时候，我会从大脑成像图上观察到什么呢？当问题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那一刻，我会看到你的杏仁核及相关的大脑回路亮起来，就像赌博机上那些闪烁的灯一样。换言之，我会看到感情起作用了。

然而对于精神变态者，我只会看到一片黑暗。仿佛空荡荡的神经元赌场大门紧闭，已被废弃。当道德两难问题的性质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时，精神变态者完全不为所动，心中不会掀起一丝波澜。

“混音台”理论

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在某一行业中取得成功：尽职尽责，努力工作？这似乎不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法律界、商界以及你想要奋斗的任何一个领域中，除了完成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各种专业才能外，要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你还应该具有一些特殊的个性素质。

2005年，英国萨里大学的贝琳达·博德（Belinda Board ）和卡塔琳娜·弗里松（Katarina Fritzon）进行了一项调查，试图了解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商界领袖不同凡响。她们想弄清楚，决定某个人登机时是坐头等舱还是坐经济舱的关键个性要素有哪些。

博德和弗里松考察了三类群体——企业主管、精神病患者和住院刑事犯人（包括精神变态者以及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并比较他们在接受心理分析测试时的表现。

她们的分析揭示，精神变态的许多要素，比如魅力十足、以自我为中心、非凡的说服力、缺乏同情心、独立、专注等，在企业主管身上其实比在心理失常犯人身上更为常见。两个群体的主要差别在于，精神变态者的那些“反社会”要素，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比喻来说，对于罪犯而言，代表无法无天、暴力、冲动等特质的旋钮被调节到了更高的位置上。

其他的研究似乎也证实了这个“混音台”理论：功能正常型精神变态与功能失常型精神变态之间的界线，与精神变态的诸种特质本身是否存在无关，而与这些特质的程度及其相互混搭的方式有关。悉尼麦夸里大学的默罕默德·马哈茂德（Mehmet Mahmut）及其同事不久前证明，在犯罪型精神变态者与非犯罪型精神变态者这两类人身上所观察到的脑功能失常模式（即负责调控人们决策时情感输入的前额皮质的功能模式），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量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马哈茂德认为，此发现意味着这两组人不应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群体，而应视为同一大类下的不同小类。

我做过一项类似但简单得多的研究。我请一个班级的大一学生想象自己是职介所的经理，并对学生们说，“不留情面、无所畏惧、无视道德、迷人且专注，假定你的某位客户具有这些性格特征。你觉得他适合做哪种工作？”

学生们的回答颇具洞察力，其中有精英也有罪犯，包括CEO、间谍、外科医生、政客、军人，乃至连环杀手、刺客、银行劫匪等。

“智力只是助你坐上第二把交椅的法宝之一，”一位事业有成的CEO告诉我，“记住，人们把成功比成难啃的硬骨头是有道理的。通向巅峰的道路非常艰难。如果善于借助他人之力，攀上顶峰会容易一些。如果认定这一切有价值的话，那攀登起来就更容易了。”

伦敦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之一乔恩·莫尔顿（Jon Moulton）对此表示赞同。他在不久前接受《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时，把决断力、好奇心还有淡定列为他成功的三大法宝。

头两项素质的价值不言自明，但淡定真有那么重要吗？莫尔顿解释说，淡定的最给力之处在于，“它会让你在别人辗转难眠之时安然入睡”。